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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国人的圣经
上篇
作者：雷原
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人性第一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篇》
孔子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便差得远了。”
这里“性”是指人的生物性，并不涉及善与恶的问题。“习”是指一个人自身之外的一切，人的生长环境，特别是受教育的状况是“习”的主要内容，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卫灵公篇》
孔子说：“完啦！我没有见到过爱好仁德像爱好女色那样的人呢。”
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性的感叹。人性尤如自然万物一样，如果没有节制，完全顺其自然发展下去，就会像自然界的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一样猝死，“长荒”，然而天道仁慈，以四季变化（春夏秋冬交替）节制万物的生长，一张一弛，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本性。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篇》
孔子说：“财富与地位，这是人人想得到的；贫穷与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
人性的这一属性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孔子讲此话并未否定这一人性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性，只是强调“取之有道，去之有道”，若能取之有道，去之有道，将是人类社会的福音，真正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境界。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阳货篇》
孔子说：“古人常见有三种毛病，现在的人或许是没有这些毛病了（但还不如古人），古代的狂人心高志大，不拘小节，现在的狂人却是一味放荡，肆无忌惮；古代矜持过分的人，棱角太露，难以接近，现在矜持过分的人，却是乖戾多怒，与人相争；古代的愚人直来直去，现在的愚人，却惯于欺诈。”
孔子在感叹人性今不如古，看来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本身是一种社会条件下的客观存在，这与马克思关于人性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性的论断，意思非常相近。真乃“性相近，习相远”。
礼法第二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篇》
子路说：“卫国国君等您去执政，（如果您去了，）您将先做哪件事？”
孔子说：“必定是先正名分吧！”
子路说：“您竟是这样迂阔呀！要正什么名分？”
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无礼啊！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道理，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办事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建立不起来；礼乐制度建立不起来，运用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的一举一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君子确定一个名分，必定是可以说出它道理的，能说出它道理必定是行得通的。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没有一点随便马虎才行呢。”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名就是确定思想观念，用现代的说法，文化思想路线的确立是治国的根本，如汉朝初期实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唐朝贞观初年实行王道路线，以诚信为本，宽平简约作为其制定唐律的根本方针。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诸如此类都是正名之举。正名就是名实相符，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正名是治国的首要问题，是礼法精神与内容的统一。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八佾篇》
定公问道：“国君使用臣，臣侍奉国君，应该怎样做？”孔子说：“国君要按照礼的规定对待臣子，臣子要忠心耿耿侍奉国君。”
君臣之礼是双向的，绝不是只对臣有要求，对君无节制，此言双方贵于各尽其己。“君不患臣之不忠，患我礼之不至。臣不患君之无礼，患我忠之不尽”。与“礼让为国”其义相近。孟子对此有更充分地发挥。君臣之间的这种双向关系，到后来逐渐演化成中国人际关系之间的感应互动关系，也称为交互主义。譬如，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对我对，我对你更好。
孔子所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的双向关系，由于大一统为强化皇权专制被扭曲成单向的关系，即所谓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君对臣的要求、君对臣的权力，而无君对臣的义务和责任。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篇》
孔子说：“能够依靠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依靠礼让治理国家，那么要礼有什么用？”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学而篇》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达到和睦为最可贵。先王的治国之道，其妙处就在这里；小事大事都要依此而行。但若有行不通的时候，只知道和睦可贵而一味求和睦，不用礼来加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八佾篇》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仁，会怎样对待礼仪呢？一个人如果不仁，会怎样对待音乐呢？” 仁是礼乐的灵魂。礼如果失去仁的精神就必须修正、废弃。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八佾篇》
林放问礼的本意。孔子说：“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啊！实践礼仪，与其奢华，宁可俭朴；就丧礼来说，与其形式上周到，不如心情上悲戚。”
礼有内心，有外物，有文有质。内心为质为本，外物为文为末。林放大概看不惯世之为礼者，竞务虚文，灭实质，故问礼之本。然而礼贵在得中，本末兼尽。若孔子直接问答，礼之根本，又想林放执本贱末。所以孔子举两端以告，与彼宁此，则礼之本何在自见，而中庸之可贵亦见。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篇》
孔子谈论到季氏，（说：）“在（自家）庭院中使用六十四人的舞蹈队列，这样的事他能狠心干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狠心干出呢？”
孔子批评季氏的越礼行为。但从中可见，礼崩乐坏是礼乐下移，在过去只有天子，诸侯享用的礼乐，大夫亦可享用了，过去只有贵族才有享用的礼，现在庶人中的富人也可以享用。从而使礼乐享用范围扩大，如果以此来看待，礼崩乐坏并不是礼的废弃，而是礼的内涵的扩大和丰富。
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它，才是顺应潮流的正确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高级干部固有的诸如坐飞机头等舱，坐高档小车等特权。现在一般富裕的百姓亦可公平享用了，这是历史的进步。
仁爱第三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
仁的核心就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高度概括了“仁”即爱人的基本内涵，而这种爱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爱众，再到爱整个自然界即爱物。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篇》
马棚失火焚毁。孔子退朝回来，问道：“伤着人了吗？”不问马怎么样。
孔子爱人的精神堪为仁者之典范。这一则体现了仁的核心即爱天下苍生，仁有博爱的内涵。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这就是“仁”的主要基础。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篇》
孔子说：“刚强、坚毅、朴实、说话慎重，这些接近于仁德。”
又说，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篇》
孔子说：“花言巧语，显出讨好的脸色，（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刚毅木讷”的人和“巧言令色”的人，成为鲜明的对比。前者是以自己为主，凭着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后者是以别人为主，做事说话，专以讨别人喜欢的虚伪的人。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路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就去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直率的人跟这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就体现在其中了。”
但是这一段话主要说明作为一个儿子不愿意把他父亲偷羊的事张扬出去，这是一般人的真情所在，而在叶公管理的地方却出现了儿子告发父亲偷羊的事件。叶公自以为以此可以表明自己所管辖的地方民风淳朴，孔子的回答却恰恰相反。孔子的“仁”是以真情为基础的，若果一个儿子连起码的人之常情都没有，能算一个儿子吗？更谈不上是一个孝子，再说偷一只羊也算不上大恶之罪。假如儿子真有贤德，可以“事父母几谏”，父仍不从，可以替父背起“攘羊”的恶名，而不应该告发父亲。再进一步假设，如果说父亲犯了大恶之罪，这种情况下就有仁与孝谁大的问题，不言而喻，不管从逻辑关系上，还是从孔子学说的义理上，仁为大，仁为本，孝为用，如果孝已失去仁的含义，就应追求仁道而放弃狭隘的孝。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宪问篇》
孔子说：“爱一个人，能不勉励他勤劳吗？诚心对待一个人，能不教诲他道理吗？” 这是真正的慈爱，而非溺爱。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里仁篇》
孔子说：“只有仁人才能（正确地）爱人和恨人。”
只有仁者，才知道真正的爱人和恨人。仁者不是善恶不分的，爱人可以扬善，恨人可以抑恶。如果一个仁者不能正确地爱憎，善恶不分，就会天下大乱。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宪问篇》
有人问孔子说：“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怨恨，怎么样？”
孔子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来回报别人的恩德呢？（应该）用正直无私回报别人的怨恨，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恩德。”
这与孔子说仁者爱憎分明是同样的道理，不同于老子的“以德报怨”以及佛家“以身饲虎”，而接近法家的赏罚分明。当然这也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瑕疵必报，而是其真情实感之流露。这样做既可使对方有所警戒、收敛，从而改邪归正，又有助于树立社会正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篇》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言行符合礼就是仁。一旦做到这样，天下的人就会来归顺。修养仁德要靠自己，能靠别人吗？”
颜渊说：“请问修养仁德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
颜渊说：“虽然我资质迟钝，请让我照着这番话去做。”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卫灵公篇》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说：“大概是‘恕’字吧！自己不愿接受的事，不要加到别人身上。”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篇》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施给人民好处，周济大家，怎么样？能称得上仁了吗？”
孔子说：“岂只是仁！必定是达到圣了，尧舜或许还担心做不到这样呢！所谓仁，就是自己想要站立得住，也要使别人站立得住；自己想要前途通达，也要使别人前途通达。能从自己的心愿出发，理解别人的心愿，可以说这就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这里讲了仁的第二个境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际上也就是推己及人，如果是学生，自己学习好，也希望自己的同学都学习好。如果是农民，自己富裕了，也希望乡亲们都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是官员，自己思想进步了，也希望同僚一起进步。如果是企业家，处处将企业的发展与下属的发展结合起来，自己的企业发展了，跟随自己的职员都能各得其所。诸如，期权的设立，留学的机会，晋升的机会等等。作为企业家以实现自我为最大需求，同时也亦不断满足下属的自我实现需求，真正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仁的境界，也是实践仁的方法。
《论语》中，孔子还特别强调实现“仁”，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实践仁从孝悌开始。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篇》
孔子说：“年轻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门敬重兄长，言语谨慎守信，博爱众人，亲近仁人。做到这些后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化典籍。”
在孔子看来，孝悌是第一重要的，其次是做人，再次是做事，有余力才学习文化。也可以理解成做人比做事重要，实践比书本重要。孝悌是仁最重要的内容。孝悌也是做人的首要问题。
中庸第四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雍也篇》
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该是最高层次的了！人们缺少中庸，已经很久了。”
中庸被孔子看作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可见是非常重要的。而“仁”又是孔子道德理论的核心。朱熹说得明白：“中者，未动时恰好处；时中者，已动时恰好处。”《礼记?中庸》记载，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子罕篇》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个乡下人拿事来问我，我（本来对这事）一无所知，便盘问他事情的来龙与去脉，问题就全部掌握了。”
世上有知识渊博的人，但却不会有全知全能的人。在求知的道路上，孔子认为关键不是你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你是否掌握了“以一贯之”的道，也可以理解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至为关键的。这个道就是中庸之道，这种思维方法就是辩证地思维方法。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路篇》
孔子说：“找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交往，那必定要同狂者和狷者交往了。狂者一味进取，狷者洁身自好。” “中行”即合于中庸的行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先进篇》
子贡问：“子张和子夏，哪个好些？”孔子说：“子张做事过头，子夏做事达不到要求。”子贡问：“那么子张好一些，是吗？”孔子说：“过了头和达不到，一个样。”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里仁篇》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可以做的，没有一定不可以做的，要看它与‘义’接近的程度。” 孔子强调义，义之所在至为关键，那么义是什么？义就是中。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阳货篇》
孔子说：“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是败坏道德的人。”
“乡愿”这种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毛病。但他无是无非，重要的是他心里缺乏真实，其言行都不是发自本人的真性情。孔子说的狂狷之士，虽各趋一偏，但还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内里真实，其言行都是发自本人的真性情。有了这种好的素质，就可以加工，可以成为“中行”之士。儒家并不认为拘谨、守规矩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尧曰篇》
尧（在把帝位让给舜时，对舜）说：“啧啧！舜啊！依上天安排帝位就要由你继承，你要真诚地保持中正。如果天下陷入穷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将永不复存。”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篇》
孔子说：“君子求和谐但不苟且求同，小人苟且求同却不求和谐。”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在“二人关系”中差异是存在的，有的人，只可与之共学，但不可能与之一起闻道；可一起闻道的，未必能够一起立身；可一起立身的，未必能够一起考虑权变（随机应变）。
共学、闻道、立身虽都以“中”（执中、用中）为基本原则，但权变毫无疑问更精奥些。
“权”本意是秤锤，秤锤在秤杆上左右移动，不断寻求适中与平衡。孔学以“权”为致中、治中、执中的最精奥的方法，足见其中庸思想是包含一定的灵活性原则的。
“仲尼曰：‘……君子而时中。’”（《中庸》）
就是说，“中庸”作为行为准则，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应当随时变化，时时合乎中道。一个“时”字，揭示了“中庸”既易又难、既防变又趋变的全部复杂涵义！孔子的“礼治”观念虽然趋向保守，但这种“权”的方法和“时中”的精神，却使他的学说带有改良和求实的色彩。
《论语》载：
“大德不逾闲，小德也入可也。”（《子张》）
“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基本原则（“大德”）不能动摇，具体方法（“小德”）却允许有所出入、因时因地制宜。
“礼”不是绝对不变的，它可以不断地有所损益，应该适应情况的变化发展。“中庸”包含的“时中”、“权变”、“与时偕行”的精神正是《周易》思想的深刻体现。
君子第五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篇》
君子全力培植（做人的）根本，根本立牢了，（做人的其他）道理就随之而产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志向远大，坚毅不屈，（因为他）担子很重，路途遥远。把实现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还不重吗？为仁奋斗到死方休，这路途还不遥远吗？”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卫灵公篇》
孔子说：“君子守大信，不拘泥于小信。” 济天下苍生为大信，否则为小信。
子曰：“君子不器。”
《为政篇》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种用途）。”
君子应该是一个通才，而不应该是一个手艺人。君子要通六艺，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从这里我们得一启示，孔子是非常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的，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里仁篇》
孔子说：“君子要做到言语谨慎而行动勤勉。”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篇》
孔子说：“根据单方面的陈述就能判定案情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许诺别人的事，从不拖延兑现。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学而篇》
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从事学习，学业就不会巩固。要把忠诚和信实作为（待人处事的）主导思想。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三人行必有我师，言君子谦虚好学）。犯了错误，要不怕改正。”
君子不重，重指的是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卫灵公篇》
孔子说：“君子把义看作事业的根本，按照礼的规范去做，用谦逊的言语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才真是君子呢！”
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季氏篇》
孔子说：“君子有九想：看的时候想看清楚，听的时候想听清楚，脸色想温和些，容貌想恭敬些，说话想要诚恳真心，做事想着要严肃认真，疑难时就想向人请教，发怒时就想到造成的后果，见到可得的利益时就想得来是否合理。”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宪问篇》
孔子说：“君子看重的有三个方面，我一个方面也没有做到：仁者不忧愁，智者不疑惑，勇者不畏惧。”子贡说：“（这三方面）正是老师的自我表述呢！”
自责以勉励人，“智”、“仁”、“勇”三达德，后被毛泽东主席引申为德、智、体，做为“三好学生”的标准。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泰伯篇》
曾子说：“可以把幼小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关头而不能改变他的操守。这种人能认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公冶长篇》
孔子谈论子产，（说：）“子产在四个方面具有君子的特点：自己的言行举止庄重有礼，侍奉君上恭敬谨慎，教养人民多给恩惠，使用民力恰当合理。”
子产是君子的典范，做人为官都堪称楷模，孔子《论语》的核心目的在于教人学习做人，成为一个君子，最终能够治理天下。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阳货篇》
子贡问：“君子也有憎恶的人吗？”
孔子说：“有的。君子憎恶喜欢张扬别人缺点的人，憎恶身居下位却诽谤上级的人，憎恶只讲勇敢不谦虚的人，憎恶视言辞刻薄为直率的人。”
（孔子反问子贡）说：“赐呀，你也有憎恶的人吗？”（子贡答道：）“我憎恶把抄袭别人东西当作聪明的人，憎恶把不懂谦逊当作勇敢的人，憎恶把揭发别人隐私当作正直的人。”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雍也篇》
宰我问道：“有人告诉仁者井中有人，他会跟着下井吗？” 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可以诱谝仁者去看，但不能陷害他入井。他可被骗，但不会因骗而糊涂。”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重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敏捷，说话谨慎，主动结交有道德的人以端正自己，这就可以称得上好学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学而篇》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与朋友交往没有做到诚实守信吗？传授给学生的东西，自己实践过吗？”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述而篇第七?4》孔子闲居时，神态舒展坦然。君子遵循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会工作、会休息，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知道休息，才真正知道工作。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
孔子完全没有这四种毛病：不瞎猜，不独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孔子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依客观为依据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季氏篇》
孔子说：“三种快乐是有益的，三种快乐是有害的。把礼乐的节制当作快乐，把称道别人的长处当作快乐，把多结交贤良的朋友当作快乐，就有益了。把骄纵恣肆当作快乐，把纵情游逛当作快乐，把沉溺于安逸当作快乐，就有害了。”
不是所有让人快乐的事都是对人有益的，要多选择一些对人身心健康有益的，而且让人快乐的活动。比如旅游、交友，尤其是交上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户外散步与朋友谈心等等。
孔子曰：“待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季氏篇》
孔子说：“陪伴君子谈话容易犯三种过失：不该你讲话你抢先说，这叫躁；该你讲话你不说，这叫隐；不看君子脸色，随意说话，这叫盲目。”
君子要不躁、不隐、不瞽，与《荀子?劝学篇》的不傲、不隐、不瞽相同。“隐”、“瞽”问题不大，“躁”、“傲”问题就严重了。因此，毛泽东主席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则，戒之在斗；及其老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季氏篇》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情况要警惕自己：年轻时，血气未定，要警惕的是迷恋女色；到了壮年时，血气方刚，要警惕的是逞强好斗；到了老年时，血气已经衰弱，要警惕的是贪得无厌。”
人生三个阶段，要力戒色、戒斗、戒贪，三戒之中，最可怕的应是晚年戒贪，否则晚节不保。人生之幸福全在晚年啊！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卫灵公篇》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一个人言论好而荐举他，不因为一个人卑微而否定他的正确言论。”
不以言举人，则徒言者不得幸进；不以人废言，庶言路不至壅塞，以致治之机也。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篇》
子路听了一个道理，（如果）还未来得及实践它，就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子路重力行，喻君子敏于行。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宪问篇》
孔子向公明贾问公叔文子的情况，说：“这位先生平时不说，不笑，不取利益，真是这样的吗？”
公明贾回答道：“这是告诉你这话的人讲过了。这位先生恰当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说；高兴了才笑，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笑；先义后取，所以别人不讨厌他取。”
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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