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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国人的圣经
下篇
作者：雷原
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学而第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篇》
孔子说：“学了而能经常地实践它，不也是件高兴的事吗？”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学而篇》
子夏说：“对待妻子，能看见其品德而不看重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尽心尽力；侍奉君主，能献出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守信用。（这样的人，）虽然说没有经过学习，我必定认为他是有学问的人。”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古代文献，行为规范，对人忠心，诚实守信。这是弟子们对孔子教学内容的概括。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为政篇》
孔子说：“《诗经》的三百篇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就是：‘纯正无邪’。”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
孔子说：“立志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凭在‘仁’上，游乐在‘艺’中。”
人习于艺，如鱼在水，自由自在，故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也可以进德。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是孔子的教学内容。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王邦雄教授在《论孔孟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的一文中，对本章作了如下的说明：“此为孔子儒学的总纲。人能弘道，而天下有道，端在士志于道。‘道’何由开出？凭借德行；德行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就在于仁心的觉醒（‘仁’是人的本心，人的道德行为是发自仁心，‘仁’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依据。）；而仁心养成的园地（仁心与生俱来，但需要培养。）就在诗书礼乐的涵咏化成。志乃心的动向，据于德与游于艺的能源，当在依于仁的价值感与理想性。士修德讲学，就在寻求可以安立此身之‘道’。人之所以为人，在仁心的觉醒，而士之所以为士，在人道的开拓。”（《鹅湖》2001年第12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述而篇》
孔子说：“多添我几岁年纪，到五十岁上来学《易经》，就可以不犯大过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篇》
孔子说：“由呀，我教给你的你懂了吗？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这才是聪明呢。”
入太庙，每事问。《乡党篇》
孔子入了太庙，每样事都要问问。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泰伯篇第》
曾子说：“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道得多却向知道得少的人请教；有知识却像没知识一样，知识充实却像知识空虚一样；被人侵犯而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实践过这几方面。”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述而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什么都懂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依靠勤奋敏捷求得了学问的人。”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篇》
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误入歧途，很危险。”
主旨是说“学”、“思”应并重，不可偏废。“学”是求乎外，在于知物；“思”是求乎内，在于明理。二者是生命开发中相辅相成的事。如果偏废，就会劳而无功，甚至危及身心。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卫灵公篇》
孔子说：“赐呀，你以为我只是学得多又记得住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这样，我是用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学问的。”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为政篇》
孔子说：“用力钻研事物不同的两个方面，这样就不会有害处了。”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为政篇》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能从中悟出新的道理来，就可以做人老师了。”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述而篇》
孔子说：“弟子们，你们以为我是隐瞒了什么吗？我没有什么隐瞒你们的。我没有哪件事不同你们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孔丘。”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篇》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学习不满足，教人不知疲倦，（这些）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困难的呢？”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雍也篇》
孔子说：“中等以上才智的，可以对他讲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才智的人，不可以对它讲高深的道理。”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篇》
孔子说：“不到苦思冥想而想不通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心里想说而表达不出时，不去启发他。提示（四主之物的）一个角，他却不能推知出其他三个角，便不再去教他。”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而篇》
孔子说：“传授、阐述（古代文化）而不创立新说，信仰、热爱古代文化，我私下将自己比作老彭。”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
孔子在有些场合用普通话，读《诗经》、《书经》，主持行礼仪式时，都是用普通话。
识人第七
人分五类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人鲜久矣。”称赞中和可以作为平常行事的标准，是先王之道，其理至善。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诚，真正的力量是谦和。刘邵说：“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他把平淡列为择人的最高标准。其义与孔子所言的中庸之德，一脉相承。
中庸之人也就是中和质性的人，具备平淡无味的本质，不偏倚，不固执，在遭遇事故时，不被自私所蒙蔽，总能冷静客观地分析，调和金、木、水、火、土等五材用之，因应变化，进退有节，锋芒内敛，大智若愚，既不好名，亦不求人知。正如孔子所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温”、“良”、“恭”、“俭”、“让”、“聪”、“慧”、“敏”、“宽”、“信”，此种人物可担当大任，为一等的领袖人才。
按照孔子的思想，中庸之人也就是全材为第一等人物；仅次于中庸之人可称为兼材之人，是第二等人物。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公冶长篇》
子贡问道：“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像一件器物。”子贡问：“哪样器物？”孔子说：“就是（宗庙里祭祀用的器皿）瑚琏。”
孔子对子贡作了较高的、事实求是的评价，说他是“瑚琏”，是廊庙之材。子贡听了，自然高兴。此章之器不可理解为“君子不器”之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公冶长篇》
有人说道：“冉雍么，有仁德而不善辩。”孔子说：“哪用得着善辩？快嘴利舌地对付别人，常常遭人憎恶。我不知道他仁德怎样，但哪用得着善辩？”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雍也篇》
孔子说：“冉雍啊，可以让他做一国的君主。”仲弓问子桑伯子怎样。孔子说：“（他办事）简要得好。”仲弓说：“立足于严肃认真的态度而办事求简，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吧？（如果）立足于简单省事而办事求简，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你的话很对。”孔子说：“冉雍啊，可以让他做一国的君主。”
孔子对雍情有独衷，赞赏有加，认为雍可以有大作为，具备成王的素质和才干。兼材之下为偏材之人，是第三等人物。偏材之人可列为人才之列。人本来以阴阳之气来确定性情，阴气重则失去刚，阳气太重则失去柔。太柔则处事小心谨慎，不敢大刀阔斧，表现为“不及”；太刚则狂，表现为“过”。这两种人各有长短。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路篇》
孔子说：“找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交往，那必定要同狂者和狷者交往了。狂者一味进取，狷者洁身自好。”
孔子认为言行都合乎中庸的中行者，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中行者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之合于“道”。狂者勇于进取而办事不细，狷者为人耿直而有所偏激。如果勇于进取而又考虑全局，为人耿直而又善于与人合作，那也就近于中庸之道，成为中行之人了。但这样的人太少了。《论语》列举因不好学而造成的愚、荡、贼、绞、乱、狂等六蔽，以戒偏材之缺失。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阳货篇》
孔子说：“仲由，你听说过六种德目、六种弊病了吗？”子路答道：“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而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使人呆愚；爱好智而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使人轻飘无根底；爱好信而不爱学习，它弊病是伤害大义；爱好直而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语急伤人；爱好勇而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犯法作乱；爱好刚而不爱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
后来刘邵在《人物志》中以中庸为准则，将不符合中庸之道的人才分为亢奋和拘谨两类。又将这两类人才细分为十二种不同的偏材，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要事事处处不偏不倚，非常困难，往往都有所偏向，有偏材的人针对自己的偏颇，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地修炼，予以改善。其中有些人可以成为全材，其他大部分人可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之在适宜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譬如严峻正直的“凌楷之人”，原则性强，但是也有固执专一的缺点，应变能力不足，可以安排他们从事坚持正义的工作，却不宜去做顺应人心、争取群众的事。而性情宽厚，喜欢交际的“弘普之人”，可以从事安抚民众的工作，却不适合去做整顿风纪的事。人才众多，各有其类。只有充分认识各类人才的特别之处，根据他们的特点予以任用，就会人尽其才。
孔子对子路的批评和教诲最多，认为子路过于刚强，少谋好强，有一次，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述而篇》
孔子对颜渊说：“出仕就去行道，否则就藏道于身，等待时机，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点罢！”
子路说：“（如果）您统领军队，那么同谁一起共事？”
孔子说：“空手斗虎，涉水过河，即便丢了性命也不后悔，我不同这样的人共事。必须是遇事警惧，喜欢谋划以求成功的人（我才愿同他共事）。”
还有第四等人物，也就是依似之人。依似之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正如孔子所言“巧言令色，足恭。”
众人都喜欢他，美名乡里，其实他是与世俗合污同流的人。《中论?考伪》云：“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因为依似乱德，所以孔子最讨厌这种人。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宪问篇》
孔子说：“一个人说起话来大言不惭，那么，要他干点实事一定很难。”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卫灵公篇》
孔子说：“整天生活在一起，没有一句正经话，喜欢耍弄小聪明，这种人是难有作为了！”
本句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的意思差不多。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先进篇》
孔子说：“（人们）称赞说话诚实的人，但这个人究竟是真君子呢，还是表面上伪装正经呢？”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泰伯篇》
孔子说：“狂放而不正直，无知而不老实，样子诚恳而不信实，我真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人了。”
最后一等人物是间杂之人。间杂之人常摇摆不定，人云亦云。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毫无主见目标，更不知自己往哪个方向努力，整天无所事事，一事无成。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路篇》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可以当巫医。’说得好啊！”
(《易经》上说：)“不能长久保持操守，难免遭受羞辱。”孔子说：“（这种人）不用占卜（肯定也是这种结果）了。”
人物除了按人的性情分为五等之外，根据人物的才能所适宜的职业，人才还可以分为四类。人的质性本来就有差别，再加上后天环境的影响，各个人就产生了各色各样的不同的才干。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篇》
（孔子弟子中）德行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辞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通晓文献的有：子游，子夏。
识人之法宰予昼寝。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公冶长篇》
识人之法
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栏的木头不能用来雕刻，污秽的土墙不能加以粉刷，对宰予，还能用什么话来责备呢？”孔子又说：“起初我对于一个人啊，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一个人啊，听了他的话还要看看他的行动，我是因为宰予而有这个变化的。”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为政篇》
孔子教育我们分三步去观察人：首先要“视其所以”。就是看他做些什么。做好事的是君子，做坏事的是小人。
这是对人的第一印象。但这一印象，有时并不可靠，并不能由此就下结论。想了解一个人必须进一步观察。
第二是“观其所由”。一个人办事是由正道，还是由歪道，采取怎样的手段，这是了解人的重要办法。如一个人想成为君子，不是加强自我修养，为人民多做好事，而是结党营私，宣传自己，虽然他也能迷惑一部分人，但从他所用的手段看，绝不是一个好人。
第三步是“察其所安”。做了坏事却心安理得的人必是坏人。
总之，一个人安于什么，最能看出他的内心世界，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所以”、“所由”是一个人的外面表现，而“所安”则直指人的良心，是躲避不了的。
用人之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
子曰：“知人。”樊迟未达。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颜渊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能识别人。”樊迟没有理解。孔子便又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
樊迟回来，见了子夏说：“刚才我去见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这话什么意思呢？”
子夏说：“这句话含义真丰富啊！（从前，）舜拥有天下，在人群中挑选，从中提拔了皋陶，那些不仁的人只好远远地走开了。汤拥有天下，在人群中挑选了伊尹，不仁的人也只好远远走开了。”
这与亲贤臣而远小人的用人方针如出一辙。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卫灵公篇》
孔子说：“才智胜任职位，但缺乏仁德，守不住它；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会失掉。才智胜任职位，仁德足以守住它；但不能以庄重的态度对待百姓，百姓就不会敬重他。才智胜任职位，仁德足以守住它，又能以庄重的态度对待百姓，但不能按礼的规定动用百姓，仍然不能算好。”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微子篇》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族，不要使大臣抱怨不被任用。老臣旧友没有大过错，就不要抛弃他们。对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雍也篇》
孔子说：“（对于学问、道德）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知之、好之、乐之，是一个人主观的三种境界。“知之”浅，“好之”深入了一步，但欲体会其中的乐趣，还需要下工夫。只有乐之者，才是真正领会其中精神的人，才是有收获的人。三种境界的第一步是“知之”。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第一步而轻视。应该知道：由“不知”到“知”这一步也是很难跨越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卫灵公篇》
孔子说：“君子不可以用小聪明来衡量，却可授予他大责任；小人不可以授予他大责任，却可以用小聪明衡量他。”
谈观人、用人之法。“君子不器”，在小事上，君子可能没什么突出的表现，却可以接受重大的任务。一般人有才有艺，才艺双全的也不少，其特长往往超过君子，但不能担任重大任务。《淮南子?主术》篇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举例说：“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路篇》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认为他好，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认定他好。”
（子贡又问：）“全乡的人都说他坏，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认定他坏。不如全乡的好人都说他好，全乡的坏人都说他坏。（这样的人才能认定他好。）”
此句已有民主考察干部的萌芽思想了。孔子最后说乡里的好人喜欢他，坏人都厌恶他，这点很难操作，因为坏人和好人判断起来更难，且判断成本太高，但是本句给我们一个启示，能得到最大多数百姓拥护的，肯定不会是坏干部。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罕篇》
孔子说：“年轻人值得畏惧，哪能预知他们的将来不如现在的人呢？（不过，）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不出名，也就不值得畏惧了。”
为官第八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为政篇》
子张要学求官职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听，保留有疑问的地方，其余（有把握的）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多看看，不稳妥的事不要做，其余（有把握的）事要谨慎地去做，这样就能减少后悔。说话少犯错误，做事少有后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
孔子不喜其门弟子汲汲于谋禄仕，但孔子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现实社会里总得给其弟子们一些谋生之手段吧！孔子给子张讲官职俸禄之法。基本的思想就是谨慎言行，少说少做。孔子还说过君子要戒躁、戒瞽、戒隐，意思是把不能说出来的话说出来，叫“”（轻率）；该说话而不作声、不言语，这叫“隐”（懦怯）；不看对方的情况而信口开河，这叫“瞽”（瞎了眼），这三点对为官之人也是大忌。
民国时期有人问曹锟官如何做大，曹神秘地一关说道：“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个故事从反面给为官者的一个启示。曾国藩对为官之道也颇有体会，在与弟书中写道：先求稳，次求变，做事无声无息，打仗不慌不忙。在以后的信中多次谈到谨言、不妄语最为重要。此章多闻多见是博学，阙疑阙殆是精选，慎言慎行是守之约，寡悔则是践履之平实。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泰伯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不谋划那个职位上的政事。”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子张篇》
曾子说：“我在老师那里听说过：孟庄子的孝行，其他方面别人能够做到，而他不改换父亲的旧臣和政治措施，这是别人难做到的。”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里仁篇》
孔子说：“侍奉父母，（对他们的过错）要委婉地规劝，看到意见不被听从，也还要恭恭敬敬，不可硬去违逆，且看机会再劝谏，虽如此般操心忧劳但不怨恨。”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雍也篇》
孔子说：“孟之反不喜欢夸耀，军队败退时，他殿后掩护，将入城门时，（故意）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不肯往前跑。’”
孔子说做人要谦虚，要知进退，待人以诚，先人后己。谦这种美德，对一个人太重要了，《周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孔子又说，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可见谦虚对人多么重要，官场之险，矛盾复杂，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横祸，谦虚可以化之。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里仁篇》
子游说：“侍奉君主，进谏过多就会招致侮辱。交友太逼促，太琐屑，便会疏远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子张篇》
子夏说：“君子先要取得百姓信任，然后才能役使百姓；如果还未取得信任（就役使他们），百姓就会认为是在虐待他们。先要取得国君信任，然后才能进谏；否则，国君就会认为在毁谤他。”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张篇》
子夏说：“先做事，有余力应该学习，学习之余再去做事。”
子路问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宪问篇》
子路问怎样才是品格完备的人。孔子说：“要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清廉，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艺，再加上礼乐的修养，也就可以称为品格完备的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品格完备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见到利益时，就思忖取来是否合理；面对危难，敢于献出生命；长期处于贫困，却不忘平生的诺言，也就可以算是品格完备的人了。”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公冶长篇》
（子张问：）“崔杼犯上，杀了齐君，陈文子便舍弃了自己所有的四十匹马，离开了齐国。他到了一个国家，说：‘（这里执政的人）就像我们齐国大夫崔杼。’于是离开这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又说：‘（这里执政的人）就像我们齐国大夫崔杼。’于是又离开。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可算是清白了。”（子张）问：“能称得上仁吗？”孔子说：“不知道；（就这一点来说）哪能称得上仁呢？”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卫灵公篇》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
子夏担任莒父城的长官，问怎样办好政事。孔子说：“不要急于成功，不要只看到小利。急于成功，就达不到目的；只看到小利，就成不了大事。”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子张篇》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远看他，端庄严肃的样子；走近了看，又觉得他温和；听他说话，却又十分严正。”
为政第九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卫灵公篇》
孔子说：“能无为而治（凭借礼法，任官得人，不亲劳于事）的该是舜吧？他做什么呢？自己恭敬端正地面朝南，坐在天子的位置上就行了。”
孔子的“无为而治”，是提倡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以舜为例，他只是“恭己正南面”，天下就大治了。这与要求为政者“居敬而行简”意思相通。仲弓问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雍也篇》
仲弓问子桑伯子怎样。孔子说：“（他办事）简要得好。”
仲弓说：“立足于严肃认真的态度而办事求简，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吧？（如果）立足于简单省事而办事求简，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你的话很对。”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
孔子说：“（国君）依靠道德治理国家，像北极星一样，处在自己的位置上，群星环抱在它周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篇》
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搞好政治。孔子回答说：“‘政’的意思就是‘正’，您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宪问篇》
子路问在上位的君子该怎么做。孔子说：“修养自己，做事严肃认真。”子路说：“像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使亲友、官吏们得到安乐。”子路说：“像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得到安乐。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得到安乐，尧、舜也许还担心做不到这点呢！”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颜渊篇》
子张问怎样才算心明眼亮。孔子说：“使人不知不觉的谮言，使人直接受到刺激的诽谤，对你都行不通，可说是心明眼亮了。使人不知不觉受害的谮言，使人直接受到刺激的诽谤，对你都行不通，可说是有远见了。”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子路篇》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情况吗？”
孔子回答说：“一句话的效力不可能像这样，接近这样效力的话或许是有的。有人说：‘做国君难，做臣也不容易。’如果懂得做国君难，（就会严肃认真地治国，）这不就接近于一句话使国家兴盛了吗？”
（鲁定公又）问：“一句话便使国家衰亡，有这种情况吗？”
孔子回答说：“一句话的效力不可能像这样，接近这样效力的话或许是有的。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什么快乐，惟一的快乐是没有人敢违抗我的话。’如果他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是好事么？如果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接近于一句话使国家衰亡了吗？”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颜渊篇》
子贡问怎样从事政治。孔子说：“（要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
子贡问：“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哪一项先去掉？”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又问：“如果必不得已再去掉一项，那么在剩下的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而人民不信任政府，它就站立不住。”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泰伯篇》
舜有五位贤臣而使天下太平。武王曾说：“我有十位治理天下的贤臣。”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之际，武王时代人才最多。其中一人是妇女，实际是九个人罢了。”
孔子主张用内外两种方法治理百姓的。内指道德来引导，外指用礼法来规范，特别强调了纯恃法治国的弊端。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为政篇》
孔子说：“靠政令来领导，用刑法来规范，百姓能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来规范，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真心归服。”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尧曰篇》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政？”
孔子说：“崇尚五种美德，屏除四种恶政，这就可以从政了。” 子张问：“什么叫五种美德？”
孔子说：“君子给人恩惠，却不耗费；让百姓劳作，百姓却不怨恨；有欲望却不贪婪；神情安泰却不傲慢；态度威严却不凶猛。” 子张问：“什么叫‘给人恩惠却不耗费？’”
孔子说：“人民能得到好处的事，引导他们去做，让他们得到好处，这不就是既给恩惠又不耗费吗（也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有藏富于民之意）？选择（不误农活、）百姓可以出来做事的时间，叫百姓来（为公家）做事，谁又会怨恨呢？追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还贪求什么呢？君子不论对方人多人少，权势大小，都不敢怠慢，不也就是安泰而不傲慢吗？君子衣冠整齐，目光尊严，仪态庄重，使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政？”
孔子说：“不经教化，（一旦犯法）就杀人，这叫‘虐’；不加教诫，就要求成功，这叫‘暴’；开头怠慢，后来突然限期完成，这叫‘贼’；同样给人财物，出手之际十分吝惜，这叫‘有司’。”
人生第十
信仰与仁
冯友兰先生说：人生于自然界中，对于自然，总要有所理解；对于自然，总要持一种态度。宗教也是对于自然界的一种理解。崇拜一神或多神，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宗教认为宇宙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称为“帝”、“上帝”或“天”。这个主宰者能够发号施令，指挥自然界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治乱以及个人的祸福。他的号令叫做“命”或“天命”。“命”这个字的本来意思，就是命令，“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
孔子对于宗教的态度，听起来似乎是犹疑的，其实不然，在《论语》中孔子讲“天”的地方很多，对“天”、“命”是肯定的。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八佾篇》
王孙贾问道：“（俗话说）与其讨好奥神，宁可讨好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上天，向谁祈祷都没用了。”
孔子也讲“天命”。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篇》
孔子说：“君子敬畏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身居高位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不懂天命因而不敬畏，不敬重地位高的人，轻侮圣人的言论。”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尧曰篇》
孔子说：“不懂命，无法成为君子；不懂礼，无法立足于社会；不懂得辨别言论（的是非善恶），无法了解别人。”
知命即知天，有浅言之者如云：“富贵在天，生死有命是也”。
有深言之，又积极言之者，如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述而篇》
孔子说：“上天赋予我这样的德性，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篇》
孔子在匡地遭到当地人围困，说：“文王死后，古代文化不就保存在我这里吗？如果上天要灭绝这些文化，我就不会拥有它了；如果上天不想灭绝这些文化，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
《子罕篇》
孔子说：“好比堆一座山，只差一筐土而没有堆成，停止了堆，是我自己停止的；好比填平一块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有了进展，也是我自己取得的进展。”
做事情不可功亏一篑，要有恒心、耐心，大丈夫自强不息，则积久而忠诚，若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弃。其止其进，皆在于我，不在于人。天道、地道、人道与鬼神，其道一也，但作为人只能先尽人事，把天赋予人的事情做好，而后由近及远，由人及物、及天、及鬼神。这样，也就“参赞天地之化育”了。
因此，孔子主张：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先进篇》
季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没有能够侍奉活人，哪能去侍奉鬼神？”季路又问：“我冒昧地再问一下，怎么看待死？”孔子说：“不懂得生，哪懂得死？”
鬼、神、生、死，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是人最终关怀的问题，而且彼此互相联系。
孔子也多次谈到鬼神的问题，如“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但认为不能迷信，要和鬼神保持距离。本章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看出孔子认为“人事急于鬼神事，民意重于鬼神”，同时也看出孔子认为只有把人事办好了，才明白事鬼神的价值。这体现了上古时期十分可贵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根本，不为神役，不为物役，通过礼乐教化，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这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他宗教重视死。为了摆脱死和有限人生的困扰和胁迫，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西方和印度的先觉者，就创造了彼岸世界，来抚慰人们对死和人生无常的恐惧和哀伤。儒家只重视今生今世，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对于死，则表现出大大方方、处之坦然的大度，认为只有立足于人生，才能参悟死亡的真谛。
孔子的彼岸世界，明显地指向此岸世界。他的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今世的道德实践。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述而篇》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代老师）祈祷。孔子说：“有这么做的必要吗？”子路回答说：“有的。《诔》文上说：‘替你向天地之神祈祷。’”孔子说：“我早就（以自己平时的作为）祈祷过了。”
本章有两层意思，知命而不待祷，正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二，祈祷在于尽人事，行正道的行为，不在于祈祷之仪式。
人生与财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里仁篇》
孔子说：“财富与地位，这是人人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们，就宁可不享受。贫穷与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们，就宁可不摆脱。君子离开了仁，怎么能成就好名声？君子哪怕吃一顿饭的短暂时间也不离开仁，匆促急迫的时候必定立足在仁上，颠沛困窘的时候也必定立足在仁上。”
君子不可须臾离开仁德，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君子，君子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定力，能排除外界环境的干扰，始终时刻坚守正道。孔子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看出孔子本身是鼓励财富的，只是用义来规范利，道也可以理解为义。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孔子非常赞赏子路、颜回、公子荆。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罕篇》
孔子说：“穿着破丝棉袍子，跟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惭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好？’”子路听了，便一直吟诵这两句诗。
孔子（因此又）说：“仅这么做，哪值得称赞？”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雍也篇》
孔子说：“多么好啊，颜回！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破旧狭小的巷子里，别人忍受不了那（清苦带来的）忧愁，而颜回却不改变他（修学求道）的快乐。多么好啊，颜回！”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路篇》
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理财治家。开始有了一点家产时，便说：‘将就够用了。’稍微增加了一点，便说：‘差不多完备了。’比较富足时，便说：‘马马虎虎算是美了。’”
公子荆身为卫国贵族，而且曾任宰相，却无骄吝之心，不为外物所累，少欲知止，堪称君子。
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学而篇》
子贡说：“贫穷却不谄媚，富有却不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比不上贫穷却乐于求道，富有却爱好礼的人。”
“贫而无谄”只是固穷；“富而无骄”也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还都有贫富之心。“贫而乐，富而好礼”则已超脱贫富，达到天地之境界了。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里仁篇》
孔子说：“依据私利而行动，（由于欲望总难以满足）心中总有很多怨气。”
《朱了语类》说：“凡事只认自家有便宜处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若放于利，则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
友道观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张篇》
子夏的学生问子张，怎样交朋友。子张先问他：“子夏怎么说？”那位学生回答道：“子夏说：‘可以交朋友的，就同他在一起，不可以交朋友的，就拒绝同他在一起。’”子张说：“这同我听说的道理不一样。君子尊敬贤人，同时容得下一般的人；称赞有德才的人，同情没有能力的人。如果我自己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么同谁不能相容相处呢？如果我是个不好的人，别人就会拒绝同我在一起，我怎么还能拒绝别人呢？”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颜渊篇》
司马牛忧愁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死生各有命运，富贵由天决定。君子严肃认真，没有过失，与人相处恭敬有礼，那么四海之内，都有你的兄弟。君子愁什么没有兄弟呢？”
君子能坚守仁，遵循礼，四海之内都可以兄弟相称，至于说先天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那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无法改变的现实就不要为此而忧伤了，后天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努力做人，广交天下同志。人生是丰富多彩的，朋友有各种各样，除了道友、文友、情友，还有棋友等。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阳货篇》
孔子说：“整天吃得饱饱的，一点儿心思都不用，这种人真难办啊！不是有掷骰下棋的游戏吗？玩玩这个，也总比什么心思都不用好。”
在孔子的友道观中，既主张广交友，同时又强调慎交友。孔子把志同道合的朋友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并高兴地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篇》有众多志同道合的人远道而来，不也是件快乐的事吗？”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颜渊篇》
曾子说：“君子靠礼乐文化结交朋友，靠朋友帮助培养仁德。”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公冶长篇》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同别人结交，结交越久，别人越敬重他。”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季氏篇》
孔子说：“三种朋友是有益的，三种朋友是有害的。同正直的人交友，同守信的人交友，同见闻多的人交友，就有益。同惯于装饰外表，内无真诚的人（与友谅相反）交友，同工于媚悦面善态柔的人（与友直相反）交友，同能言口辩的人（与友多闻相反）交友，就有害了。”
孔子主张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及时批评指正，但不要过于苛求。
子游曰：“朋友数，斯疏矣。”
《里仁篇》
子游说：“对待朋友，劝告过多就会遭到疏远。”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颜渊篇》子贡问怎样与朋友相处。
孔子说：“（如果朋友有了错误，就）真心诚意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不行就算了，不要自找侮辱。”
“忠告而善道”是交友之道，同流合污不是交友之道。“忠告而善道”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互相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过了限度，就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人生与做人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篇》
子张问怎样（使自己）行得通。孔子说：“说话真诚守信，做事厚道谨慎，那么即使到了落后野蛮的国家也能行得通。如果说话不真诚守信，做事不厚道谨慎，那么即使在本乡本土，难道能行得通吗？站着时，似乎就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安在自己面前，坐车时，似乎就看见这几个字刻在车辕的横木上，做到这样就处处行得通了。”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自己的衣带上。由此可见。“言忠信，行笃敬”在今天看来在全世界都是通行无阻的。做人除了诚信，还要宽以待人。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卫灵公篇》
孔子说：“对自己的要求多而严，对别人的要求少而宽，就可以避免怨恨了。”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
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述而篇》
互乡人难以同他们讲理。（但互乡）一个少年得到了孔子接见，弟子们感到疑惑。孔子说：“赞成人家进步，不赞成人家退步，何必做得过分呢？人家洁身自好以求进步，就应当赞成他这一点，不能老是计较他的过去。”
可见孔子宽容与人为善的精神。做人还要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篇》
孔子说：“如果有了周公那样好的才智，但只要骄傲鄙吝，那他的其余方面就不值得一看了。”
在做人方面，孔子既主张“君子周急不继富”，又要求做人要慷慨。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雍也篇》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了，冉有替子华的母亲请求孔子补贴点小米。孔子说：“给她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增加一点，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
冉有给了她八十石小米。孔子说：“公西赤出使到齐国，乘坐肥马驾的车子，穿着轻暖的皮袍。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君子救济困窘急迫的人，而不是给富裕的人增加财富。”
世上有三种人，一是雪中送炭，二是锦上添花，三是落井下石，君子只做第一种人。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雍也篇》
原思给孔子当管家，孔子给他九百（斗）小米，原思不肯接受。孔子说：“不要推辞了，把它分点给你的邻里同乡吧。”
是君子的话，财富多了也不是坏事，可周济乡邻，从某种意义上讲，君子不应该拒绝财富，财富掌握在君子手里对天下有益。
人生与社会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
孔子说：“（对于道）要坚信不疑，努力学习；坚守善道，至死而不变。不进入危机四伏的国家，不滞留在陷入祸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了来做官；无道就隐退。国家有道时，自己贫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时，自己富贵，也是可耻的。”
人生之阶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为政篇》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求学，三十岁时便能立定在‘礼’上，四十岁时便不再有疑惑，五十岁时便懂得了天命，六十岁时听到各种言论，都能想通其所以然的道理，七十岁时随心所欲都不会超越正当的范围。”
孔子自述其生命成长与精神境界提升的漫长历程，绝口不谈官阀履历，事业成就。
“吾士有五而志于学”，并不是只要增加知识，而是重在提高精神境界。“十五志于学”是孔子终于成为圣人、到70岁时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第一原因。人无志不立，怎样才能立呢？孔子在别处说：“立于礼”，那么“三十而立”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在30岁左右，经过勤奋刻苦地努力，完成了对“礼”的修养了。有志之士不能只满足于立足于社会，必须有所作为。想真正有所作为，必须要看透事理，成为一个智者。孔子说“知者不惑”，那么“四十而不惑”的意思说是说在40岁左右，自己完成了“四德”之一“智”的修养了。
50岁，是人一生的关键时期。孔子饱经50岁的世事沧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终于说出“五十而知天命”。孔子的“知天命”不是宿命论，而是心灵与天道相通，知天对自己之所命。孔子有深刻的天命意识。孔子在宋国遇到桓魋之难时，并不畏惧，他对弟子们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种天命感会要求自己有对之无可推诿的责任感和信心。60岁时更上一层楼，达到“耳顺”，精神境界进一步提高。因已知天命，什么话都能顺利地听进去，逆耳的话也能听进去，表明心境和平，能宽恕容忍，超然物外，所谓“声入心通，无所违逆”（朱熹《论语集注》）。“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人生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即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恰到好处，是一种不过分也没有不及的圆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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