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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新农村建设
（上）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雷原
各位同学晚上好！欢迎来到乡土中国学会讲座现场，今天我有幸请到北京大学人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雷原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传统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讲座，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有非常高的造诣，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雷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
雷老师：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角度来谈谈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要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谈新农村建设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历史传统对它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问题同样也不能离开我们的历史传统。《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时中”，也就是“与时偕行”，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与时俱进”。
所谓“时”就是天时，是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以及由此可能会有的一种趋势、一种潮流，顺应了这种天时和潮流就会促进历史的进步。因此，
我们今天来谈传统文化和新农村建设，就必须依靠今天的大背景，顺应今天的大潮流，与今天之天时相适应。而要想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站
在今天全球化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待农村的治理和发展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犯不应该犯错误的错误，加大人类文明进程的探索成本。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与发展潮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与矛盾。我们知道，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类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物质财富，科学与理性成了世界的主宰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与城市化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但是人类也深刻感受到
了极端科学主义、极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害，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人的内心与身体的矛盾冲突也超过了自身的承受力，人与
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上军事竞赛更加白热化，人类已经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正在探寻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新的思维与理念，也就是说在寻求一种的新文化来面对这些挑战，从而使人类走向和谐持续的发展道路。美国人民在里根时期就开始借助老子天人合一的思
想来指导美国的发展，美国也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将一些对环境污染大的产业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以求美国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世界是一个整体，任何一种以邻为壑的做法，
只能是短见的，也只能在一个短时期内解决一些局部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说，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为人类制造了一个强大的随时有可能爆炸的核武器弹药库，
同时，人类在意识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营垒，一旦冲突爆发，就会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汤因比先生还说，唯有寻求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才能使人类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从系统学而言，越严密的系统其稳定性越差，系统的严密性与不稳定性使恐怖主义活动成为可能。
因此，和谐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基本精神，从哲学角度来讲就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农耕文明、
渔民文明以及游牧文明三种形态，这些文明形态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意识、理念和传统，从而表现为
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对人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在文明之初时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文明之初，人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巨大，而在文明形成之后，文化对人的
影响就会超过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不同文明形态，而不同的文明形态理念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游牧、渔民的生活方式是崇尚扩张、风险与自然搏斗，后
来演化为一种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的起因是内部自然条件不足，因此要向外寻求发展，面对一望无际的草原、波涛汹涌的江海，必须要敢于冒险和尝试，才会得到肥美的牛羊
和鱼虾。这种文化促进了我们今天公认的
“收益与风险是对等”命题的形成，它代表了强烈的征服欲、强烈的与自然的“对立感”，在人与人之间也多有敌我之划分、阶级的划分。而农耕文明则不同，由于自然环境好，
不需要向外寻求发展，只要耕种好自己几亩地，一家就可衣食无忧。人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发现，只要风调雨顺和勤劳耕作，就会获得丰收，这就产生了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这种文化崇尚土地，崇尚劳动，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与收益是对等的。此外，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之处在于农业生产是一种人的劳动与自然的造
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动植物的生产、生长过程，首先是一个自然造化的过程，必须“与时俱进”，季节不到，生长期不够，再辛勤、再有想法都无济于事，必须按动植
物的自然规律，以一定的季节、时间为限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生产带来的财富在一定时间内是有限度的，而每个人对这种以粮食为基础的物质享受也是有限度的，
如果超过这个度，人就会以牺牲更多的东西为代价。比如说，我们一顿饭不可能吃太多东西，否则就违背了吃饭的意义反而会危害健康，人的健康往往是吃的半饱或者八成饱是最
好的。居住也是如此，如果房子太大，阴气就会加重。植物的生长也是如此，凡事都有一个性、一个度、一个时，古人有欲速则不达和“揠苗助长”之说。人的成长也像农业生产，
什么年龄段做什么，什么年龄段有什么心理，什么年龄段有什么样的发育成熟度，都是有一个定数的，人是不能超越的。所以《中庸》上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说，人都有一个性，都有一个规律，顺此性遵循此规律，就是道，顺着此道就是教。因此，人的生长是不能按照商业、工业思维进行的。然而，人类往往在与自然斗争中获得了一点成功，发现了一些规律，就胆大妄为起来，尤其是一些极端科学主义者，按照工业文明的逻辑，企图用工业实验室来完成对人的生产，如克隆技术在今天就遭受到了道德的挑战。我不完全反对现在的转基因和温室产品，这些工业化思维下的产品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但是，对于转基因和温室产品是否具有在天人合一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农作物一样的特质，我表示怀疑。现在有人怀疑中医的有效性，是因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中医的基础――药材，人为生产的药材是否仍然具备像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讲的那些药性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中医里的养生思想、医病原理、针灸方法仍然是很多自认为是科学家的人物难以望其项背的。人类对科学的认识是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纠正和完善，在我们对事务的认识还不充分的情况下，用一种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这显然是肤浅的、幼稚的，也是偏激的，更是不负责任的。过去的西方人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由农业文明进入商业文明，现在也有些西方人认为，商业文明还会过渡到农业文明。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人类文明永远要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永远脱离不了农业文明的境界，只有在农业文明的根本上附带一些工业，附带一些商业，这是可行的。中华文明的基础是一种农业文化，现在我们要用用全球化的视野、人类的胸怀、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才能使其具有现实意义。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篇》）《为政篇》录用孔子这句话作为结尾，其寓意是深远的。从字面上讲，这句话就是要祭祀自己的祖先。祖宗崇拜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祖先替代了西方上帝的地位，比如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的文告上，以“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对得起万代子孙”来宣示其庄严与神圣，已足以说明问题。如果由此进一步引申的话，崇拜祖宗、信奉祖宗就是要不断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得以发扬光大，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的民族在这一文化精神感召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子孙后代沿着祖先的事业，站在祖先的肩膀上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孔子自信自己之使命就是传承中国文化，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了“述而不作”的文化传承原则。“述而不作”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损益，有所创新。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有利于西方、也有益于整个人类的。许倬雲先生认为，古希腊神话代表的历史观念是一代克服一代，如宙斯神要击败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必须击败他的祖父。而中国的时间观念是延续的，即过去、今天和未来是无法分割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传承确实不同于西方。钱穆先生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仅就其绵延的时间之长而言，目前只有两种文化：一是中国，一是欧洲，其它文化如巴比伦、埃及等只是在某一时间内曾经飞黄腾达过，但不久即消失，犹如是昙花一现。而就欧洲的文化历史与中国相比，好像是两种赛跑，中国是一个人在长时间长距离地赛跑，欧洲则像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一个人手里依次传到了另一个人手里。那面旗先是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人，再由罗马人传递给北方蛮族，现在则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所以，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比有两处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做长距离地赛跑，而欧洲则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而言，欧洲文化起始于希腊雅典后，向四周扩散，衰败后又被罗马替代，其文化中心也一直在不断转移，到了近代则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这种文化是很容易中断的；而中国文化是系统的一个整体，自身没有地域性的差别。中国文化能有如此的结果，虽然孔子的“述而不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思想有关，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更是密不可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究竟在哪里呢？如果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划分，那么它可分为先秦时期，秦以后至唐为第二期，唐以下至晚清为第三期，晚清至今正处于第四期。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期，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这一时期基本上构建了中国文化的框架。我们常说根深则果茂，源远而流长，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孔子文化为中心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综合体系，以后的文化都是以此为根本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发挥和具体化而已，或者是对先秦文化理想的实现与探索。以文化经典为例，中国历代所奉为经典的东西大多是先秦时期产生的，如《周易》、《论语》、《孟子》、《老子》、《孙子》、《韩非子》、《春秋》、《尚书》，还有医学圣典《黄帝内经》等等，后来的文化基本上是对这些经典的解读与发挥而已。“欲树之长者，必先固起根本”，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先秦时期已奠定，并且非常牢固，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正如钱穆先生所比喻是一个人在跑，而不像西方文化是一个接力赛。那么中国先秦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它何以支撑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呢？在我看来，第一是崇尚“仁道”。所谓仁道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以及“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在这些原则下由近及远，由人及物，由人及天、及鬼神是合乎人性的现实路径，从而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政与王道的政治理想。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发现，中国即使在强盛时期也不像西方那样疯狂地掠夺殖民地，中国奉行的都是怀柔远方，攻心为上的政策，在治理上有“甸服，候服，绥服、要服、荒服”即五服之制，根据归附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各自都愿意接受的统治方式，重在让人服，尤其是心服。这一仁道、王道的思想在全球化、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泛滥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人类的和谐不能依靠霸权主义。第二，天下为公与无为而治。天下为公与无为而治的核心指的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天下要让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顺性去发展。《中庸》上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从周朝的封建制度至秦汉以后的郡县制来看，虽说皇帝是权力至尊，但统治天下者乃是一批平民社会的读书人或者立有军功的人，汉朝时采取的察举制就是从二十万人中选拔一名读书人，至隋唐以后采用了科举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说，也因此中国的社会阶级不分明，平民化倾向日益增强。在县以下还采取了绅士政治，即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由一批被百姓认可的读书人治理，这些也都是先秦人的天下为公与无为而治思想的体现。只是至宋以后社会控制加强，提出了“曲为之制，事为之防”的祖制。县以下的单一绅士政治也变为保甲制与绅士制并行制，至后来变为纯粹的保甲制，其它方面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日益背离天下为公与无为而治的精神，由盛而衰、而僵化、而死的。第三，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周易大传》提出“太和”的观念，《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就是指天地万物并存并育的景况。《中庸》还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也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这与西方天人二分的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哲学是绝然不同的。第四，天下大同的理想。中国自古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中庸》上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在秦朝统一之前，当时的人们的观念里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天下了，在这个世界里，文化已臻于大同。“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人类，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所奉行的大多都是国际主义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而很少有狭隘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孔子的先祖是商朝之后宋国贵族，后来逃往鲁国，孔子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灭周、复商的念头。钱穆先生说，孔子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的忠心，他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只想行道于天下，行道于全人类。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这也正是中国人天下大同理想的缩影。我们试想全球化必然会走向一体化，世界大同在二十一世纪会成为一种看的见的趋势，而要解决人类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还会再次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样，还要“定于一”的，而能“定于一”者一定是不嗜杀人者，奉行王道仁政者，孟子的理想在两千年前未能完全实现，却在今天有可能成为现实。第五，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君子独立人格。《周易》之乾之坤的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重视“阳刚”的品德，孔子说：“刚毅森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篇》），刚毅即是具有坚定性，孔子弟子曾子说：“可以托六迟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篇》）临大节而不可夺，仍是刚毅的表现。也因此圣人在整理解释《周易》时将乾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乾指天而方，天行即日月星辰之运行从不间断，故称之曰健，亦称之为刚毅。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人应效法天之运行不已，自强就是努力进取，积极向上。自强不息也有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之意，孔子肯定了人人都应有独立人格，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篇》）。
他还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篇》）。意思是要求人们要坚持独立的人格，并且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篇》）。
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的基本要求。与儒家重刚相反，老子“贵柔”，老子提出“守柔日强”，“柔弱胜刚强”。孔子、老子二者合而为一，
也正是天地之道德，所以老子也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质就是天之道、地之德、天之健、地之厚两者合二为一即是阴阳相合，阴阳相合即是道。
《周易》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中国文化中既有刚健不息之进取精神，也有忍辱负重，与人为善的忍耐精神，正是这两种精神的统一，使中国文化更进取，更包容。
第六，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庸的思维方式。中庸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整体，内含有阴阳两端，在一个度的支配下，和谐于一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不可绝然分开，独阴不生
，独阳不存，阴阳还在相互转化之中，阴可变阳，阳可变阴。阴阳者进一步可以用五行来说明。五行更反映事物的多样性。但是不管怎样的五行即金水木火土基本关系还是相生相
克，相生相克仍然可以用阴阳表示即相生为阳，相克为阴，并且相生相克有度，才能使事物和谐发展。人身体有病了就是人躯体中的五脏不协调了，相生与相克不平衡了。在身体
中一般用木代表肝，火代表心脏，土代表脾胃，金代表肺，水代表肾。若木盛，火也会旺，生木者水开始休息，克木者因木盛而不能克制木，反被克，因此金此时反受限制处于囚
的状态。木盛之时与木直接参与相对者处于最糟糕的时候。若论身体，此时也多注意脾胃，饮食一定要注意。五行也对应着春夏秋冬四季。四季是循环变化的，这个道理也可以用
五行之间的关系进行推演，简言之，五行多元力量的存在是维护天地秩序的根本。天地如此，人类也应如此。人类和谐的基础一定是世界力量的多极化，只有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联合国才会有相对稳定的宪章，否则就会产生霸权主义，而霸权主义必然会带来恐怖主义，使世界失去安宁。以上这六条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得以检验，也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精神使中国人实现了天下一家的理想，实现了修、齐、治、平的终极追求。在今天全球
化的时代，在更大范围的天下视野中，我想仍然会使人类实现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帮助人类尽可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仁道思想可
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是个人本位的利己主义，也非集体主义的利他观念。许倬雲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本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基因，随着工
业化社会演变，又加上了群体化的成份。印度文化重个人，伊斯兰教文化重教团，各趋一个极端，而唯有儒家文化由个人而天下，并且个人不会因为是群的一部分而丧失个体的自
我。同时，仁道是以全仁为终极的目的，仁是人性的发扬，仁是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仁道是以人为本的，它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人与天在参
”。人在天、地、人中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可见人的地位在儒家文化看来是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地位是很高的。这一思想正好可以回答为什么当今人类因科技发展和
工业生产而呈现的工具化和手段化的理性，而缺少目的性的关怀。人类在异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日益加剧。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认为人都是罪人，所以其重在上帝或者在
天，讲的是“天学”；佛教则认为人类是苦难的，故重在鬼神，讲的都是人死后的事，这是“鬼学”；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是“人”。从这个意义上言，只有中国文化
才能使人走出被工具化的理性，从而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目标。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精神正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汤一介先生提出，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出
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珍视自身文
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些东方学者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和自身曾受到的欺压，而提出文
化上的“东方中心论“。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以致于消解冲突，这实在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西方国家与民
族、东方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会引起纷争和冲突。如何使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形成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
发展形势呢？“和而不同”的原则为人类提供了正面的价值资源。“和而不同”曾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已经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使儒、佛、道三家文化通过交往和对话，在不同
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各自的发展，这个过程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承认“不同”基础上实现“和”，“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从而使各
自的文化都能得到发展。我想在现在的全球化时代，“和而不同”依然能帮助人类解决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使人类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二、古代农村社会及其治理我们知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知道了这种传统文化将世界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在这种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治理有哪些帮助，
对我们今天的农村建设又有哪些启示呢？
(一)农村的绅士政治在古代的时候，皇帝一方面要治理好社会，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皇权。要使皇权不受到任何力量的挑战，他首先把宰相的权力看成是自己最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就千方百计地在利用宰相的同时，又在考虑削弱宰相的权力。汉朝的时候设一个宰相，宰相有十三位秘书，皇帝只有五位秘书，宰相是政府的领袖。那个时候稍有变革的话，就是君主立宪制，因此，皇帝觉得一个宰相太危险。到唐朝时宰相就一分为三，有三个宰相，即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试想，在大学一个班里如果有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副班长的权力就很大。如果有三个副班长，这时候班长的权力就大了。唐朝时宰相一分为三，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又废除了宰相制度。但是废除宰相之后，又觉得宰相的工作还得有人干，因为皇帝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就找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就是大学士——没有宰相的地位但有宰相的权力。到清朝的时候，觉得一个秘书也危险，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得要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班子，进行分权，这就是军机处，让一个秘书班子共同行使一个秘书的权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剥夺相权的历史。其次，要加强皇权就要限制地方的权力。为了对地方势力进行限制，除了加强控制和监督以外，在农村问题上还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即皇权不下县的绅士政治。县长权力再大，领导的人再多，但是县长的权力不能取代基层地方的权力。中央任命干部只任命到县长，县长以下就不再任命干部了，县长也不能任命基层的地方领袖——绅士，这就是古代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主要体现在绅士政治方面。当时能成为绅士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是读书人。那个时候的读书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东西，学的都是管理学的内容，不是什么化学或物理之类的。古代人尚贤，认为读书人就知书达理。过去的读书人不简单，既要为人师表，还要知晓礼俗，有些还会治病，深通岐黄之术，还能挥笔成文，写状子、写对联，一手好书法，古代农村治理的重任就由这些绅士们承担着。第二个条件就是绅士必须能自己养活自己，保证自己经济独立，因为政府不发工资。第三个条件就是绅士必须赢得当地人的支持。要赢得当地人的支持，必须不断地为当地人服务，如兴办学务，设馆授徒，修建社学、义学，维修官学校舍、贡院，修撰地方志，还有教化、断案、调节、祭祖等。此外，绅士还必须公正。村民之间为地界闹纠纷，必须找一个公正人来给他们裁决，这个公证人必须是一个大家信的过的人，比如甲农民找了一个A绅士，乙农民找了一个B绅士，那不行，他们俩得找一个共同认可的C绅士。这时，C绅士作为中介人来调解他们的纠纷，裁决他们的地界，这样两家就和好了,就不再闹事了。时间久了，这个C绅士就会得到更多人的信任和拥护，成为当地真正的领袖。这些地方领袖，县令不能对他们直接发号施令，朝廷的公文只能下达到县长那里，县长必须要把这个思想通过绅士传达给基层百姓，但是县长不能直接传达给绅士，还要通过一个叫“皂隶”的差役，这个皂隶又通过一个乡约，就是乡里面一个值班的人，然后乡约把这个公文转给绅士。绅士再召集大家开会，让大家对中央政府的文件，充分发表意见，然后绅士再通过乡约、皂隶把这些意见反馈给县长，县长再按照程序向上反馈给皇帝。如果这个县长不能向上反馈，或者不愿意反馈，绅士可以利用同学、亲戚、朋友的关系，间接或直接转到皇帝身边的人，再由皇帝身边的人呈给皇帝。对绅士来讲，由于他不是县长任命的，他可以和县长直言相告，也可以和州长平等地交换意见，因为他是当地基层百姓的直接代表。也正因为这个制度，保证了基层百姓的民意与皇权之间信息的真正沟通。宋朝之前古代农村的治理大都是这个绅士制度，这也是古代无为而治思想在农村治理方面的一个体现。农民自己治理自己，国家也不需要财政支出，也不用政府去考察干部，也难以腐败。宋朝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皇帝防内，就是防着内部，也就是奉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理念。一切以防内为出发点，在农村就产生了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就是管地方治安的，这个保甲实际上就是县令指定的人物，必须服从县长的指挥。这样在农村就形成了俩个并行的相对的体制，一个是绅士体制，一个是保甲体制。这时候如果县令霸道，这个保甲权力大，绅士的权威受到削弱。到了清朝末期，中央政府权威弱化，下面的官僚各自为政，不断地侵蚀绅权，严重者还对绅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要求绅权进行备案，如果不备案，视同违法。而绅士们大都不屑到县长那里去备案，这样，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就来劲了，他们不为百姓做事，但却希望有横行乡里的权力，在传统绅士政治背景下，这些人没有用武之地，一旦到了朝代末期，各级政府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我行我素，胡乱订立制度，好绅士对此不屑一顾，坏人巴不得如此。对土豪劣绅来说，为大家服务的成本太高，不如就服务一个县长好了。这些人经常往县长那里跑，于是就成了当地县长认可的绅士，后来就叫土豪劣绅。他们不是老百姓认可的，而是县长指定出来的，也可以说保甲制完全替代了绅士制度。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起来了，真正的绅士觉得在农村没有什么意思，有个保甲，还有个备案制度使得他们没有用武之地，于是这时候他们就到城里去。城里本来就发达，而且读书人有条件进城，不用做体力劳动，于是好的绅士就往城市里走，这就是绅士外流，绅士外流的结果是土豪劣绅开始横行乡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政治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权力的来源和权力服务对象要保持一致。比如我们在大学选班长，班长肯定是为同学们服务的，因为他是同学们选举出来的。如果班长是辅导员指定的，那可能就大不一样了。确切地讲，在古代很长的历史时期，绅士政治非常发达。费孝通先生说，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种互不干扰的秩序中心。一个是官制领域，以国家权威为中心；而另一个就是地方的绅士权。国家总是通过地方权威，而不是企图取代他们治理地方社会。在地方基层社会，绅士权力真正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
(二)古代绅士与家族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在农村，族权是政权的基础，治家是治国的一个实验场、一个基础，因此家族教育非常兴盛，很多
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家规、族训。为讲这个问题，我们以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为例。山东新城王氏，今天指山东桓台王氏是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科举望族。
1、新城王氏的科举教育科举取士，始自隋唐，至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百姓而言，也就是唯一的途径。因此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是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因此王氏的教育战略也是以科举为中心，第四代王重光给家里订的家训中以“读书”与“道义”作为家族教育的基本准则。同时，家族教育由于初始经费的限制只向直系家族开放，家族鼎盛之后，开始向整个家族开放，甚至姻亲子孙也可以加入。为了科举之能力提高，兄弟之间还有分工，有科举前途者专攻读书做官，其他专门负责治生，以保证“盘餐壶浆之供，月无虚日”。一般而言５－７岁入塾进行启蒙教育，主要是背诵诗歌等经典。家族教育对教师的选择非常严格外，还有一套完善的经典教育体系。新城王氏的科举成功与其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密切相关，而科举望族之间的经验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王之垣就曾注意学习借鉴了其姻亲临邑邢氏成功的科举经验，改进了对子孙的科举训练程式。《乡园忆旧录》里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之垣曾经到一同年家，这一家科第极盛，科举教育非常成功，家族子弟从少年即学作文。王之垣就问主人，怎么才子都生到你家了呢？主人也如实回答，不是才情过人，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立课程！每天督率子孙读完经史，每人必须作文七篇，缺一不可，旷一日不可。王之垣如获至宝，回去后就用这个法子对其兄弟子侄强化训练。”
新城王氏不仅注重科举，还注重加强对后代的文化素质教育。中国自古就有诗书传家的传统，在一些世代贵胄的名门望族中，往往会由于累代家学的积淀，逐渐形成一种代表自己家族特色的家族文化。明清时期，在一般科举望族起家初期，读书——中举——光大门第是其共同模式，力学是其基本特征。许多家族从科举前程考虑，往往禁止子弟在科举成功之前涉猎诗赋。但新城王氏鼎盛之后，鉴于科举压力的减轻，和家族文化底蕴的日益积累，与一般家族对科举的功利性重视即执着于科举的“应试教育”渐渐有所不同，新城王氏家长对子弟涉猎诗文金石往往持理解甚至纵容的态度，家族教育重心渐渐转向对子弟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素质教育，较好地处理了“诗文与贴括（科举）”的矛盾。王渔洋在文化上的建树又远远超出“新城王氏”的其他成员。公元1657年，齐鲁名士聚会于济南大明湖，当时年仅24岁的王渔洋即以一组《秋柳》诗而一鸣惊人，名噪大江南北，“和者数百家”。随后在扬州五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又赢得了诸多江南士子推崇，并得到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的肯定，有“与君代兴”之语，确立了王渔洋在诗坛的领袖地位。清代新城王氏出了许多书法名家，又多工画者。同那些尚在为科举而汲汲于八股应试的家族相比，新城王氏子弟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功利的宽广的文化视野。王家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新城王氏家族教育之所以成功，还在于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势发生嬗变。治世用文，乱世用武，明代末年，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天下大乱，世家大族纷纷聚兵结寨以自保、武学得到新城王氏的空前重视，因而新城王氏家教有由文学向武学嬗变的趋势。据统计，自清顺治至道光年间，有武进士4名、武举人4名，武生员若干，其显赫者一至昭勇将军、一至守备。这种文武双途的发展，是新城王氏应对明末乱世的一个高明策略，正为其他科举望族所不备。家训族规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独有的一种文献形式或体裁，内容是家庭、家族中父祖等长辈教育子孙和族人如何居官、治家、读书、做人的劝勉训诫之辞，以及规范家人族众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和注意事项。不同家族的家训族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2、新城王氏家法的基本内容。
⑴敦宗睦族。新城王氏世代重视家族孝友敦睦。如第六代王象晋认为，“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为人父止于慈。止之云者，或无过也。过于慈则溺爱不明，故多败子必也。有义方乎？义方主严？严过则伤恩，君子不忍。”
新城王氏不但重视父慈子孝，而且极重视兄友弟恭。新城王氏鼎盛时期时，王之垣也不忘对子孙敲响警钟：“当观孝北之风多敦于贫贱之族而衰于富贵之家。盖贫贱之族骨肉相爱之情真也。富贵之家势力争夺之私胜也。”
⑵重视女教。新城王氏极为重视闺门之教。一个家族妇女素质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文明程度。中国古代宗族女子教育以德育为主体。所谓女教，其实也就是礼教，要求女子懂得男尊女卑之道，甘心屈居卑下地位，柔顺服从，遵守三从（从父、从夫、从子）与四德（妇德、妇容、妇言、妇工）的道德准则。《白虎通?嫁娶》中也认为“妇人所以有师何？学事人之道也”，并主张“教女之道，犹甚于男”，重视女子教育，这只是父家长们为女子个体社会化做出的设计，让女子“顺男人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对于封闭在家庭宗族中的女子来说，在侍奉公婆、父母、舅姑，善待姑嫂、妯娌，教养子女以及主内持家方面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更几乎构成了妇女伦理教育的全部内容。教育目的决定教育内容，女子为学“可以修家政，可以和上下，可以睦姻戚”，因此，对女子的伦理教育惟以“四德之教为女学之本”，所谓四德之教，先秦即已推行。《周礼?天官?九嫔》云“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东汉班昭《女诫》对四德作了颇为详尽的阐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工；盥洗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⑶重视交友的选择。王重光的家训非常简单，只有四则，但是其意旨极为明确，就是训子举业，并指出一切行事交游皆以“读书”、“道义”为涉身立事的原则。重光又于家训后强调：“右勉诸子揭诸座右以自警，体斯言则为孝子，不体斯言则为不孝子，勿怠勿忌。”这反映了当时新城王氏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一切以“力学”为基本特征的实际情况。“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进学之心。”“少年不学，隳复隳；壮年不学，亏复亏；老年不学，衰复衰。一息不学谓之忘，一时不学谓之狂，一日不学谓之荒。或问：何为学？曰：瞬有存息有养，仁不可终食违；道不可须臾离；礼乐不可斯须去。”“天下之事利害常相伴，有全利无稍害者惟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⑷重视对子弟处世、为官的训诫。为官方面的训诫主要有如下内容：如勤政为民，为官公清。“公子公孙作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见上司处同寅，接待绅士皆然，稍有任性，便谓以门第傲人，时时事事须存此意。做官自己要手脚须正，持门第不得。日用节俭，可以成廉，而下人衣食，亦需照管，令其无缺。”
“春秋课农，须亲劝谕鼓舞之。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又再三叮嘱要做好官。如“皇上御书赐天下不过‘清慎勤’三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畿辅之地，果为好官，声誉易起。如不努力作好官，亦易滋谤。勉之，勉之！”
“每日坐堂须早，退须用粥及姜汤御寒气。午堂亦需饭，然后出，惟不可多用酒。酒后比粮审刑，尤断断不可，慎慎之。”“宴会当早赴早散，不可夜饮。”
“莅官之法，事来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治家之道曰俭与勤。事上之道，与其循之以法，不若奉之以礼；临下之法，与其循人之情不若平我之情。救荒不患无奇策，患无真心，真心即奇策也。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又载：“严于公门，宽于百姓；严于奸恶习，宽于良善；政之体也。”如做官强调要避讳：“与上司禀启，当先简点，勿犯讳。”
如为官要注意约束下人。王之垣在任为湖广巡抚时，手下有个听差叫魏继武，因为机敏干练，很受他的赏识，时间长了不免请托生事，在外横行不法。有一次，岳州府有个经历（官职）嘱托不如意，遭受了他的严惩侮辱，惹恼了这位经历，禀告了江防道的长官张佥事，被张佥事传唤魏继武。魏到了官衙还非常狂妄，自称都察院承差。被张重打了二十大棒。王之垣知道后，又加责了二十大棒，将其革役。此事一时在湖北官场传为佳话。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也记载王渔洋重惩索贿门子之事：“有一次，刘廷玑拿着他的诗集《葛庄诗集》去拜访王渔洋，向王呈教。渔洋一见，极口称赏，主动提出愿意给他做序。一个月后，刘廷玑去王家取序，看门人谎称渔洋还未写完。恰好当时王渔洋以宫詹奉命到南海祭祀，以为王渔洋公事繁忙，无暇顾及。不料渔洋早就完稿了，却被看门的家人之辈以为奇货可居，向刘廷玑索贿，刘愤愤而归。直到王渔洋从南海出差回来，刘见到渔洋，告知此事。渔洋大怒，怒诘家人，予以重惩。”此事一则反映之垣、渔洋心胸宏大，另外也透视出二人的清正官声、清肃家风。
⑸注意对子孙修身为善的训诫。如《年谱》中所记载的大量有关始祖王贵、二世祖王伍因积善兴家的传说，即可为此做最好的注脚。一为六字经：曰忍，曰方便，曰守本分。一为九字经：勿欺心，勿妄想，守廉耻。又云：“夫人一日不知非则一日安于自是，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则此身为义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王之垣亦云：“凡为子孙计者，当戒以忿怒致争。忿怒致争，其初甚微，其祸甚大。”
⑹ 重视养生之道。王之垣和王象晋对养生的心得和提倡，其结果就是新城王氏多寿考之人。
⑺重视对子孙勤俭持家的训诫。“性淡泊，俭于自奉，遇窘者倾囊济之，至称贷以自给。”王士禄“家法恭谨，属守勿失，出则途步，闾里长老不知内史贵人也”。 ⑻
重视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处理。一是提倡移孝作忠。王象晋告诫在外为官的孙子要“实有忧国之心，莫徒有忧国之语。当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做天下必不可常之事。以爱妻子之心事亲则无往不孝，以保富贵之心事君则无往不忠。忠孝不修，虽有他善，犹玉屑盈匣不可琢为硅璋，金丝满筐不可织为文绮。”二是注重完纳国税。“早完公家赋，早完私家逼”。三是戒兴讼。王之垣非常赞同古人对兴家保国戒讼息兵的看法：“善保家者戒兴讼，善保国者戒用兵。讼不可长，讼长，虽当家必弊；兵不可久，兵久虽大国必拙。”
3、新城王氏家训教育的取材和形式。新城王氏家训族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二是应该遵守的劝戒；三是一些具有教化意义的训示。用祖父格言、先贤之言、诗歌、楹联等形式对族人进行教化，其目的也同家训族规一样，对宗族成员进行道德规范，但比前两种形式更温和。如王家厅堂有一幅联：“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耕惟读。”训诫子孙以勤俭为真传，耕读为正路。家训族规的三种形式，第一种具有法规性质；第二种具有劝导作用；第三种具有教化作用。三种形式都为一种中心内容服务，即规范人的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教化人的思想，以达到宗族兴旺发达的目的。王氏对违犯家训族规族众都有一定的惩罚措施。一曰体罚。“课子图”上面记录家族崛起之时，上面诸小儿跪读的图象，以垂示后人，含义深刻。二曰经济惩罚。家法中体罚对象往往是家长对子侄辈施行，对宗族中有违反家法，胡作非为的，新城王氏明确规定采取经济上的处罚措施。三曰族谱除名。家族教育是古代农村社会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与途径，教育目的除了科举外，最重要的就是做人与做事。教育方法也以言传身教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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