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工业高速发展的世纪，伴随工业文明的日益繁荣，人类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然而自然资源在日渐枯竭、生态环境在与日恶化、物种在减少、气候在反常等等，这给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20世纪是专业分工的世纪，人类从专业化分工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种专业化分工的文明模式代表了分析思维的方法。季羡林先生讲，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从思维方式上而言是综合性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内含着中庸的哲学观。

中庸不仅是一种哲学方法，还有价值层面的含义，它的实质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命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普遍和谐的宇宙人生观。即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其中人与人的和谐也包含人与组织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以此推理下去，普遍和谐观也含有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组织与社会的和谐、组织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把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建立在“天”、“人”和谐的基础上。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即学问如果没有讨论天人的关系，不能叫做学问。那么，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认识和研究管理，而管理学的本质就是关于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学问，其核心是发掘组织和人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管理学就不能不考虑组织与天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与人的关系、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否则，“天道”就无法彰显，人也就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天下谋太平”，天人关系也就无法“合一”。

现在人们强调“知天”（所谓掌握自然规律），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将“知天”和“畏天”统一起来。“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而不了解天是一个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一种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不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

天有生长养育万物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的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和物之心”。“天人合一”不仅是人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这种境界当然也是组织以及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因此，管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即组织要以“天人合一”为自己的终极理想。

要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理想，就要具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老子·第51章》），达至 “无我”的境界。唯有如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

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用在管理学方面就是要求人们树立真正的管理就是减少管理的理念。“无为而治”就是通过领导的无为，激发部下的积极有为精神，也就是把握好一个度，处理好领导的无为与有为关系，从而使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恰到好处，以实现组织效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

天人合一，中庸与无为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是先有对世界宇宙人生一个最根本的看法后再通过实践运用于各个领域，也就是先有抽象而后具体。西方则不然，由具体而逐步抽象，但具体至抽象需要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甚至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也许还未能认识到抽象，人类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核武器竞赛、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已暗示了这种趋势。

管理学的历史，就西方而言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科学管理是以工厂管理为背景的，其优点就是将现代的科学用于企业管理之中，其缺点在于没有考虑文化的因素。其实，在文化缺失的情况下，管理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西方社会有一个独立的基督教，上帝管上帝的，凯撒管凯撒的。虽然在理论上有缺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问题，也因此，使这一缺失直到管理科学引入到东方国家并发生“水土不服”时，人们才发现文化与管理有那么多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继科学管理之后又出现了诸如行为科学派，弥补了泰勒对人的心理、行为忽略的缺失，与此同时，以泰勒的“科学管理”为基础，将近年来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管理的更多方面，使管理工作与科学性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学派被称为“管理科学”。

之后又出现了“决策理论”学派，其要旨在于强调决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可以说也是对其之前的理论一种丰富，但显然有失偏颇。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企业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美国一向认为的最先进的企业管理发生了危机。他们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于1981年威廉·大内发表了《Z理论》。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认识到技术的价值，也愿意采用科学方法对待技术，然而却从不重视人的作用。我们的政府拨出很多亿美元的经费去研究电机、物理和天文学的新技术。它支持复杂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却几乎没有拨出任何款项从事研究如何管理，以及如何组织人从事生产工作，而这些只有通过对日本人的研究才能学到。”

自此以后管理学才真正走上了正确健康的轨道，但这一过程历时100余年。中国管理则不然，在先秦时期就确定中国人最根本的管理文化：孔子 、老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伟大的圣人在那个时候就对人性、社会、理想、宇宙、国家、天下、军事战争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最基本的原理，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不变的“常道”，诸如天人合一、中庸与无为、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形成了中国管理文化的基本理论。后人以此理论为指导应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家族管理、国家管理、军事管理与指挥艺术以及帝王之术。到后来也有人将其用于经商领域即所谓端木事业陶朱生涯，形成了带有中国精神的儒商文化。虽然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科学管理理论，但是中国的管理理论从来没有偏颇，从来都是置管理于文化伦理之中，也就是中国管理思想在根本上没有出现偏差，至多也是具体内容不够丰富而已。这正体现了中国人从抽象而具体的优势。

当今人类已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管理学面对这一形势，必须探索一条适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管理学。要探索出这样的一门学科，我们认为首先必须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支配下，自然会探索出一种具有一般理论指导意义可以跨越时空的管理学。这些原则是：

（一）科学以及专业知识必须以文化道德为前提，否则都会走向反面成为人类自我摧残的工具。同样管理从来都不能离开文化，管理也必须以文化为基础。

（二）坚持全球化为体、中西合璧为用的原则，坚持和而不同，也就是只要是对应的不同的就是互补的，从而将中西方管理融合起来形成一种道法术统一的管理学科。

（三）任何组织都必须以天人合一为终极理想。只要确定了这样的终极理想，企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要避免人类的异化，同时又不能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

东方管理学院、东方管理培训学校和东方管理研究院正是本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中庸与无为的精神为指导，对领导问题、管理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与实践。它坚持“全球化为体，中西合璧为用”的原则，力图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组织面对文化多元化的冲突，西方管理极端科学化、理性化的缺失，以及伴随知识体系的壁垒所造成的管理理论丛林的误区，也使人在极端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如何更具有人自身的价值，并在人实现这种价值的同时与天与地与人达成一种和谐。使万物“各得其所”，尽性达命，达至一种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庸管理学体系正是我们的学术成果。中庸管理学是东方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九个部分：“道”、“天”、“地”、“人”、“法”、“形”、“势”、“知”与“术”。图示如下：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的和谐发展，象我们的祖先一样，再一次为人类的伟大进步做出辉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