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以养正圣功也

        从中国教育历史发展上看，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自传统三皇五帝的时代至清朝末年，为“人文”阶段。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黄帝是中国“人文之祖”。黄帝以前中国已有文化尚无文明，黄帝开始，中国既有文化更有文明。文化与天然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黄帝以来中国文化也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也是中国文化。据董仲舒说，五帝时学校曰“成均”，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机构的名称。据《周礼?春官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照此解释，则“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则“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

        据《庄子?在宥》：“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庄子?马蹄》：“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这就是说，中国教育始于黄帝时代，以仁义礼乐作为教育内容。黄帝时代之前，人与禽兽分不开；从黄帝时代开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禽兽状态。照此说来，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区别人与禽兽，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人不是禽兽，这是对中国教育的启示，这点启示有如明日当空，照亮了中国教育的道路。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是道体艺用，重道轻艺。重道是对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一阶段的后期重道轻艺，又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二是近百年来为“科学”阶段，这一阶段引进西方科学教育，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其特点是重艺轻道、学艺忘道。

         回顾源头，还原其最原始的形态，回复到事物最根本的精髓，然后再前进，“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出现，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有利于文化多元的发展。

         中华文化应该成为多元文化中强劲的一元。所以说，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的经典教育在民族文化自身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传统优秀思想与文化的弘扬等方面的价值不能低估。我们应当确立起强烈的民族精神自强意识、民族文化发展意识、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再生创新意识，把潜在的精神资源转化成现实的精神发展与建设的能源和动力。我们应以一种包容博大的文化与思想胸襟放眼世界与未来，凭借从慎重检视和细致考辨过的文化经典作品中汲取来的强大的精神原动力和民族自信心，来参与这场全球性的文化与思想的现代较量和交融。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旁观者，更不甘心成为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凭借五千年灿烂文明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和民族精神以文化挑战者和应战者的双重身份出场。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盲目热情，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良知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应承担和接受的文化使命，因此全民读经，尤其是青少儿读经，这种经典教育和经典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民族精神的过程。我们应以此姿态迎接人类文化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参阅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三是目前正在探索并发展为“人文与科学”阶段，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的阶段，是使道艺统一的阶段。科学教育是以实际科技知识的掌握、各种技能的训练为根本，人文教育则是着眼于人格的养成，道德品质的提升。科学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科技知识与能力，而人文教育则更多地关注精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建设问题。正在发展的阶段，是前两阶段的修正、整合而逐步探索形成的理想的教育阶段。在“人文与科学”阶段，并不只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并不只是学人文者兼学科学、学科学者兼学人文，而是人文为科学启示方向，而是学校师生体现人文精神。